独玉戈（夏商）

独玉铲-安国遗址

古代采玉坑

      国是世界上开采利用玉石最早的国家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人类玉石雕刻的发源地。中国古代先民识玉、爱玉、赏玉，并把它人格化为品德、礼仪、权力等的象征，因此玉是中国古文明的标志。

      南阳玉石资源丰富，质地优良，开采、雕刻、经营历史悠久，举国著称，因而被誉为“玉石之乡”。特别是以独山玉为主的开采、雕刻，历史久远，技艺精湛，驰名中外，素有“东方艺术”之称，在中国古玉业历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   新石器时代

      在人类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里，先民们出于本能最先利用各种岩石打制石器，进而磨制石器，迈出了艰难缓慢的第一步，度过了300万年以上的漫长岁月。所以，石器是原始社会开采利用地球上岩石的重要成就之一，玉器则是在石器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

      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便从自然界中采取岩石，打制各种比较粗糙的石器，以作为进行抵御外部侵犯时的工具和捕鱼、狩猎等活动。所以说，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就已开始利用天然岩石，特别是其晚期原始粗糙工艺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民族玉石雕刻的萌芽。

      我国是人类古文明发详地之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从旧石器时代的南阳市“南召猿人”遗址可以看出，远在四、五十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在处于南北过渡带的南阳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打制的石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利用本地区的山麓岩石、河滩砾石等。并对美观的水晶、蛋白石等已开始利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从兴隆洼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白玉，其工艺虽有一定的原始性，但有较好工艺水平，可见其并非最原始的玉器，其源头还可向前追溯，并且出现了原始工艺品如石珠、石坠等装饰品，表明那时的人类初步懂得了玉器的选材、雕刻、研磨等工艺方法。

      新石器时代，玉器制作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发掘的3000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的大量宝玉石有玉琼、玉璧等礼器说明，此期已摆脱了早期以玉制生产工具、装饰品为主以及制作粗糙的特点，并在玉料利用方面较广，主要有萤石、蛋白石、燧石、玛瑙、碧玉、蓝田玉、绿松石、软玉、岫玉、独山玉、滑石、寿山石、大理石、花岗石等。例如，1958年独山附近南阳市卧龙区黄山遗址中发掘出了距今约6000年的独山玉铲、独山玉凿、独山玉璜、独山玉簪等物。独山玉铲长15.5，宽10.2，为绿白独山玉，一面沁色较深为黄色。玉铲上部有一穿孔，孔洞极圆，可见当时琢玉之高超，此玉铲现保存在河南省博物院。1976年文物普查时，在镇平县城郊乡王庄村发现新石器时代带孔独山玉铲一件，此玉铲长26.5、上宽5.7、下宽8.5，最厚1.0，上部有圆孔，下有弧形刃，弧长10，刃处仅厚0.3。此铲现保存南阳市文物所。另外，在新野县凤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土了二件独山玉铲，时代为仰韶文化中期。一件长18、宽11.3、厚0.7，另一件长17.5、宽13.3、厚1.0，两件玉铲均为黑花独玉。这些出土的古玉器说明，早在6000年前这里勤劳智慧的先人就开始利用独山玉了，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已经对玉料选择、切割、钻孔等有严格要求，初步创造了制玉技术与工艺。晚期红山文化玉龙和良诸文化玉器，代表了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最高成就，南阳黄山遗址中出土的独山玉装饰品雕刻就非常精致，且具有一定的风格。

      虽然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和生活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但玉器也逐渐增多，尚不乏装饰品、艺术品。从南阳黄山遗址中出土的独山玉工艺品看，按其形制、用途等，可分为三类，代表了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发展方向和工艺水平。①实用玉器，即生产工具类，如独山玉铲，被称为“南阳第一（玉）铲”。②礼仪玉器，如独山玉璜等。璜的外形象璧的一半，有“半璧为璜”之称。古人在朝聘、祭祀、丧葬时用作礼器，也可作装饰品。挚虞的《思游赋》称：“戴明月之高冠兮，缀有白之明璜”。这说明，原始人已把玉器视为高尚的器物。③饰用玉器，如独山玉簪等。簪多用玉石制成，种类很多，外形别致多姿，上面多有起伏的花纹，说明原始先人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

      独山玉铲、璜、簪等器物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玉业在新石器时代脱离了单纯的实用传统，进而到了观赏饰用阶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此，有学者将新石器时代和中晚期称之为“玉器时代”。

      二、奴隶制社会

      随着新石器时代的结束，进入奴隶制社会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和玉器制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玉成了至高无上和人格化之物，“古人辨玉，首德而次符”，“君子比德于玉”，玉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自红山文化以来的第二个高峰。夏、商以及西周、春秋、战国，是独山玉业辉煌的时代，连同青铜器、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历史已结束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社会。

      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是由石器时代走向铜器的时代。夏代的独山玉有了很大发展，此时的玉业既重佩饰又讲实用，具有相当高的工艺及技术水平。夏代及早商出土的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河南西部、湖北中北部、山西南部，出土的玉器有玉刀、玉戈、玉璋、玉琮、玉圭、玉璧、玉臂环、玉梳、玉管、玉镞、玉钺等。1975年3月，镇平县城东北三里处的安古城出土了两枚带孔玉铲，经有关专家鉴定，属夏王朝前的作品，夏王朝前的五帝时代，楚氏族就开始在伏牛山一代活动，由于遭受中原部落的征讨，他们多次从方城山到楚山一带集体往返迁徙。这两枚带孔玉铲，很可能是楚人遗落的最早的玉雕。从方城山到楚山，途经南阳的独山，再到远古镇平，而这两枚玉铲正是用的独山玉料。湖北黄陂叶店盘龙城遗址（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出土了戈、笄等玉器，其中一件玉戈是用独山玉制成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件独山玉玉戈，通长30.2，缘宽6.6～6.9，厚0.5～0.7，每面刃中有凸棱，刃峰交界处呈弧形隆起，是典型的玉兵器。

      汤灭夏之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历经约600年，商朝后期，奴隶制文明高度发展，标志着这一文明的是甲骨文字的相当成熟和青铜冶炼技术的相当进步。因而商代玉雕业和石雕业大为发展，且具有三大特点：利用玉石品种多，雕琢的工艺精，玉器由实用型转变为权力和玩赏型。所用的玉石种类有孔雀石、绿松石、昆山玉、岫玉、独山玉、大理石等。商代古玉业的成就很高，以众多玉器著称。出土的商代前期戈、刀等玉器，显示了当时的开料，琢磨、钻孔、抛光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使玉器制作跨上了新的台阶。

      商代已知最著名的有大量玉器出土之地是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的殷墟。1976年发掘的5号墓即妇好墓，出土玉器达755件，为殷墟历来出土玉器最多最好者。在玉器作坊遗址中出土的玉器质量也较好，同时还有玉材原料，半成品等。

      妇好墓出土玉器的形制有琮、璧、璜、瑗等礼器；人像、头像；象、虎、熊、牛、马、羊、猴、兔、鹰、鹤、号、鸽、蝉、蛙、鱼等禽兽；飞鸟、虫鱼类；龙、凤等。对其40余件鉴定表明，少数与河南独山玉接近。玉器大部分色泽晶莹，据初步统计，以绿色为最多，褐色次之。1982年李济同志指出，殷墟出土的7件玉器全为独山玉。玉器按用途大致可分为礼器、实用工具与用具、装饰品与艺术品三大类，表明独山玉在商代已被广泛采用，并反映了商代玉石雕刻的高度工艺及技术水平，在造型上突出了象征主义手法，富于想像和装饰性。

      由于独山玉具有多色的特点，因而商代玉匠们还注意利用一块玉石上所具有各种颜色的天然色斑。“俏色”，并据此进行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在不同色斑上雕刻出相应的生动活泼的景物，从而使整块玉石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就是由商代发明、流传千秋的“俏色玉雕”。例如，1975年冬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北两座房基遗址内就出了玉鳖、双龟、玉螺、玉璜等，有人认为它们的玉质是独山玉。玉鳖充分利用独山玉的天然色泽和纹理，保留玉料上固有的墨绿色石皮，使玉鳖的背甲、双目和足尖为黑色，头、颈、腹部位以灰白色相衬，使玉鳖的形象生动逼真。这是已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俏色玉雕，对后代玉器制用具有深远的影响。南阳市十里庙商代遗址距独山玉矿约两、三公里，这里也不断发现小件独山玉器出土。

      南阳市北10公里序山（今称独山）下的申城，是西周末年申国迁于此地的遗址。春秋初期，南方的楚国日益强大起来，先后向北吞并了汉水流域诸国，吕、申两国也被楚文一所灭。楚国建立的宛邑，就是现今南阳市的前身，宛之名，即自此而始。当时，楚国为巩固这个前哨阵地，曾劳师动众竭力加以经营，宛则成为楚国著名的冶铁基地之一。由于铁器工艺技术的进步，为玉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南阳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玉器则最为丰富，其中有玉牌、玉笄、玉梳、玉璜、玉璧、玉环、玉?及石偏磬、玉排箫等，雕琢十分精致。

      奴隶社会玉器业的发展、工艺水平的提高与铁器生产进入生产领域有关。出土的楚玉器内，不少纹饰图案为细腻的阴刻线，均匀流畅，刀法简洁有力，与铁质工具使用有关。

      宋应星《天工开物》琢玉法载：“凡玉初剖时，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填沙，逐忽划断，后施精巧功夫，得镔铁刀者，则为利器者也”。这个记载虽然较晚，而根据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玉器制作水平分析，可以认为当时的玉器制作已开始使用了“水沙”技术。镇平石佛寺西北处，古来盛产一种红沙，可磨玉。“万户柴屏内，朱砂磨玉矶”的“砂”，就是指的这种沙，这种沙被镇平玉雕人使用了几千年。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发展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社会极不安定，诸侯割剧，他们都大力制造青铜器、玉器。此时玉器纹饰复杂，细密婉  、粗犷豪放，在制作技巧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封建社会

      自进入封建集权制社会的秦朝起，经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国、宋、元至明清，在近2400年的历史时期内，全面系统的形成了中国文明史上独有的玉文化或东方艺术。

      （一）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秦昭襄王十五年（公元前292年），秦国从楚国手中夺取了宛。当时，宛为南北接壤的中间地带，又是汉水、长江、淮河三条水路与关中往来的通道，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工商业逐年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到西汉时期，南阳不仅有发达的工商业，而且还有宽阔宏伟的城垣。桑弘羊在《盐铁论》中说：“宛周齐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加上京都长安，宛则被列为全国五大城市之一。

      东汉时期，宛居京都洛阳之南，号称“南都”，光武帝刘秀又出生于此都，复被誉为“帝乡”。据清光绪《新修南阳县志》记载，东汉时期，宛城以内“王侯将相第宅相望”，工商业也随之得到了迅速发展。处于鼎盛时期的宛城，与东汉都洛阳并为全国最大的两个中心城市。